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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行业信息收集20180921

发布时间:2018-09-21 16:03:26  被阅览数: 263 次  来源:马语霞  作者:马语霞

一、“神药”阿司匹林遭遇挑战并不是人人都能吃

 

1、明星药物“阿司匹林”因解热镇痛、抗炎、抗凝效果好,副作用小,价格低廉,一直属于家庭常备药物。

2、但最近几年遭遇了多次挑战。例如,美国FDA不支持阿司匹林作为一级药物推荐给有心血管病史的高危人群,只建议做二级药物;英国NICE明确要求不得给房颤病人使用阿司匹林。

3、作为患者,应该知道的是,盲目使用阿司匹林,可能存在严重风险。所以,对于“自己是否需要长期服用低剂量的阿司匹林”这件事,患者一定要跟医生商量,根据个人具体情况再做决定。

查证者:勿怪幸 |日本东京大学外科博士

在现代医学使用的药物中,要说明星药物,“阿司匹林”一定占有一席之地。这个古老的药,几乎是家喻户晓、长盛不衰,而且还常常焕发青春——适应症一再扩大,可谓是不可多得的“神药”。然而最近,这个“神药”却遭遇了很多新研究的挑战。这是怎么回事呢?

一、阿司匹林历史悠久

人类使用阿司匹林的历史非常长。阿司匹林的主要有效成分是乙酰水杨酸,这是一种柳树皮中富含的成分。据史料记载,公元前400年古希腊就有使用柳树皮治病的记录,那时的人们通过嚼柳树皮来缓解疼痛和发热。阿司匹林的现代片剂式样也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有着良好的解热镇痛效果,副作用小,价格便宜,生产简单,几乎是家家必备的常用药物。记得我念大学的时候,老师就给我讲过一个口诀,至今记得:感冒发烧,阿司匹林一包,多喝水,少吃辣椒。

二、阿司匹林的适应症广泛

阿司匹林最常用于治疗头痛、经期痛、感冒和扭伤等等。当使用高剂量时,阿司匹林还可以用来缓解类风湿关节炎、关节炎和心包炎的症状。

当然,阿司匹林不只是用来解热镇痛,由于它有抑制血小板凝聚的特性,所以还常被作为心血管疾病的预防药物,推荐给高血压、高血脂和糖尿病患者,以及有房颤或冠心病等病史的高危人群。

比如美国非常权威的USPSTF疾病预防组织,就推荐给以下人群每日75-81毫克的低剂量阿司匹林预防疾病:

50岁-59岁;

有较高的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没有出血性疾病的风险;

至少还会活10年以上的人;

愿意接受每日常规服用阿司匹林10年以上。

USPSTF还推荐给有子痫风险的孕妇,在孕12周后每天服用81毫克低剂量的阿司匹林以降低子痫和早产的风险。

三、阿司匹林近年已引起很多争议,可能引起胃、脑出血等严重并发症,所以不是人人都可以吃它来预防疾病

2014年5月,美国的食品药品监督局FDA发布声明称,只推荐阿司匹林作为二级预防药物给有心血管疾病历史或者心梗中风历史的高风险人群,不支持其作为一级预防药物。因为现有证据发现,普通人长期使用阿司匹林有可能引起胃、脑出血这样的严重并发症,所以需要综合评估利弊再做决定,而不是人人都吃阿司匹林预防疾病。

2014年,英国的国家卫生署NICE通告,不要给有房颤史的病人使用阿司匹林,因为研究发现弊大于利。

2015年,NICE再次发出紧急警告,房颤病人不要使用阿司匹林作为预防药物,而应改为更新一代的抗凝剂或者其它药物。

2016年,USPSTF的最终指南指出,以上的推荐只适用于50-59岁人群,60-69岁人群则需要跟医生商量,根据个人具体情况再做出决定。而50岁以下和70岁以上人群均不做推荐,因为这些人群中长期低剂量使用阿司匹林的有益证据不足。

2017年,牛津大学研究人员在《柳叶刀》发表文章称,75岁以上人群,如果有心梗或脑梗病史,服用小剂量阿司匹林所造成的上消化道出血的风险远超过去预期。他们建议,该人群应同时服用质子泵抑制剂来抑制阿司匹林的副作用。

 四、今年新研究结果再次颠覆阿司匹林一线预防药物地位

最近的一个备受关注的研究是来自哈佛医学院,研究结果也发表在《柳叶刀》上。该研究做了非常严谨的药物临床试验,试验对象横跨7个国家,对象年龄平均在55或60岁以上,人数多达12000余人,均有普通心血管疾病风险。试验将胃肠出血高风险或其它出血性疾病风险的,以及有糖尿病的人群排除在外。这个试验的测试方式为双盲,也就是病人被随机分进了两组,一组为测试组,也就是药物组;一组为对照组,也就是安慰剂组。病人每天口服100毫克阿司匹林肠溶片,或者看起来一样的安慰剂。因为病人不知道自己被分在了哪一组,所以他也不知道自己吃的是真实药物还是安慰剂。这个研究整整做了10年,平均每个病人的追踪随访时间为5年。

研究结果显示,总体上两组出现的副作用比例几乎同等,都很低,表明小剂量阿司匹林的副作用很小,但药物组的胃肠出血比例是安慰剂组的近两倍。从试验开始到出现血管疾病引发死亡、心梗、心绞痛、脑梗和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的时间来看,两组没有明显差异,提示阿司匹林作为一级预防药物的证据仍然缺失。但是,比起安慰剂组,阿司匹林组出现初次心梗的几率下降了47%。

在刚刚过去的8月份,牛津大学的研究人员也在《柳叶刀》发布了一个相关文章(可见阿司匹林的研究有多热门)。研究发现,低剂量阿司匹林预防心血管疾病,只对体重低于70公斤的人有效果,对超出70公斤的人几乎没有作用。而高剂量阿司匹林则相反,只对体重高于70公斤的人有效果。看来阿司匹林的效果与体重(心血管病的风险)有着密切的相关性,不是每个人吃都有用。

中国目前的关于低剂量阿司匹林的推荐方案是,用于缺血性心血管病高危人群的一级预防。建议这些有高度心血管病风险的人群长期服用阿司匹林 (75~100 mg/d):

1.患有高血压但血压控制满意 (小于150/90 mmHg), 年龄在 50 岁以上或者患有因高血压引起的其他器官损伤的,比如肾功能受损,或者同时患有糖尿病的;

2.患有 2 型糖尿病的40 岁以上,同时有肥胖、吸烟等危险因素的人;

3.高血脂,吸烟,50岁以上,同时有冠心病家族史的。

有了那些新的研究,这个指南也许也要重新考虑了。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长期低剂量口服阿司匹林肠溶片是有很多禁忌的,比如以下人群就不适合服用:哮喘病人,频繁流鼻涕、有鼻息肉的人,有消化道溃疡、贫血或出血倾向的人,肝肾疾病患者,长期饮酒者,近期有牙科外科手术史的人,曾经有脑出血史、同时在服用其它水杨酸药物(比如感冒药)的人。

总之,阿司匹林这味“神药”虽然应用广泛,但长期使用是有严格适应症的,并不是每个人都适用,也不是每个人都能有效果。作为患者,应该知道的是,盲目使用阿司匹林,可能存在严重风险。所以,对于“自己是否需要长期服用低剂量的阿司匹林”这件事,患者一定要跟医生商量,根据个人具体情况再做决定。

 二、除了药企 医保带量采购还将对医院和医生带来巨大改变

在医疗控费的大方向下,作为中国整体医疗开支40%以上的药品市场始终是政策密集出台的重中之重,国家医保局近期的带量采购新政对药品市场的发展影响深远。与之前的招采和支付完全分离的方式不同,此次的改革不仅由支付方来主导招采,而且药品的招采和使用量全面挂钩并以医保为主要的奖惩措施来制约医院在最终使用层面的规避性措施。

自从2015年以来,在药品采购领域确立以量换价的模式,药价谈判不再仅局限于省一级,而是在中央层面设置高价药谈判平台,并鼓励各个省市或几个地级市组成GPO采购联盟,总体上还是希望以带量采购的方式来诱导和逼迫药企进一步降低药品价格,从而降低医保在药品上的开支。但是,第一,各个地市的带量采购并不是在一致性评价的前提下进行的,这导致部分低价中标的药品质量无法得到保证,对治疗效果出现干扰,反而有可能从总体上推高医疗费用。第二,无论是高价药谈判还是GPO采购,到了各个医院之后,受制于药占比和医院的自身利益,经常无法保证用量,医院在实际使用层面常常规避低价药,依旧使用高价药,这导致“降价死”的现象经常出现,带量采购的效果大打折扣。第三,药品的招采和支付方分离,导致医保被动支付,对药品价格和药品使用合理与否毫无干预能力。

此次医保局的带量采购不仅是延续之前的以量换价的模式,还着力解决上述的三个问题,拿出中国最重要的11个城市的药品市场的联合采购来和药企谈判,并仅限于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品种,在保证药品产能的前提下推动医院的使用量获得保证。随着医保对药品价格和用量的掌控能力加强,最终反向倒逼医疗服务行为的改变,从而攻坚医改最大的难点——医生的经济动力。

由于中国长期压制医疗服务费用的上涨,医生以药养医的现象无法遏制,医疗服务的价值完全附着于产品的价值上。如果不能彻底改变医生的经济动力问题,医改虽然能收一时之效,但服务方仍然会想尽办法来获取其他收益,如何在制度和支付上扭转医生的经济动力较为关键。

虽然医改已经强制要求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降低药占比,降低药品耗材占比。取消药品加成将药品部门成为医院的成本中心而非利润中心,通过降低药占比来降低医生对病人开药的冲动,减少不必要的药品开支,降低药品耗材比则有助提升医院运营的效率,从而降低医疗资源的浪费。

但是,公立医院的服务性收入长期以来维持低价,短期内大幅度提高仍有一定的难度,总体仍存在一定的缺口。而且,公立医院长期以来

为了符合政策的要求,又要维持原先的发展态势,公立医院急需转嫁自身的成本并将损失尽可能的弥补回来。因此,在目前这样的局面下,供应链业务获得了公立医院的青睐。公立医院不仅将药房、采购和其他相关成本甩给供应链,还需要供应链公司按照一定的比例向其提供收益分成或固定上缴收益。这对公立医院来说,不仅可以将零差率下的部分成本直接砍掉,还可以再次从中获取收益,丝毫不影响自身的发展。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医保局通过联合采购事实上不仅控制了药价,还进一步压制了公立医院规避政策的模式。由于联合采购直接面向药企,未来直接从药企向医院供货,不存在流通商的空间,只有配送商的角色,这等于掐断了供应链模式的命脉。医院需要开辟其他渠道获得药品利益,未来的博弈值得进一步观察。

同时,由于联合采购限制在已经通过一致性评价的药品,这意味着在保证药品质量的前提下会取最低价,这也意味着医生的处方权大大受限。虽然此次只拿出70%的体量来试点,但剩余的30%市场毕竟要狭窄很多,医生无法通过直接掌握的处方权来决定使用哪种药物,这意味着药企即使不再给予医生灰色收益也能推动药品的使用量。

这带来了几个明显的变化:

第一,一旦联合采购全面推开,医生处方权势必受限明显

医生在药品的利益将受到有力制约,这迫使其改变自身的经济动力,不得不更关注服务性收入和其他非药品收入(比如继续加大检查收入)。

第二,医院和医生的利益开始出现更多的对立

由于带量采购要求医院必须完成采购量,而医生则只有从剩余的30%才能获得利益,这势必加大两者之间的矛盾,从而推动医院去积极主动的管理医生的医疗行为。这与之前医院也能从药品获利是完全不同的,特别是在药品零加成之后,医院通过供应链业务依然能获得药品收益,医院对医生的医疗行为往往是不愿意过问。但由于涉及到医保的总额,这关系到医院的生存,医院管理的积极性被迫加大。

第三,药企的营销模式被迫改变

无论是内资药企的带金销售还是外资药企的学术推广,本质是将医生的利益捆绑在药品上。随着药品使用的控制权上收,药企的传统推广模式都已经无效,只有直接和政府谈判才能奏效。药企需要考虑是否要保留庞大的药代和所谓的学术推广人员,这是20多年来对药企营销最大的冲击。

总体上来看,决策权的上移意味着医院传统的势能正在削弱。随着药品采购和使用上的限制越来越强,大医院的发展模式迎来变化,未来对药品的收入依赖将不得不逐步降低。如果政策能够持续提高医疗服务收入并引导医生的阳光收入,双管齐下来解决医生的经济动力问题,将会真正推动医药分开,改变当前扭曲的医疗市场。

 三、浅谈作为国家“蓝色经济战略”重要一环的海洋药物开发

近年来,世界各国对海洋资源的重视力度空前,包括我国也一改过去"重陆轻海"的政策,在海洋资源挖掘力度和技术开发上有了很大提升。海洋药物是蓝色经济战略中的重要一环,得益于海洋资源开发技术的提高,海洋药物的开发速度也在逐渐提升,取得了喜人的进展。

这些天,来自太平洋的台风"山竹"或许让大家对深邃的海洋产生了一丝恐惧,但海洋药物则是海洋给人类带来的"福音",或许能让我们的心灵得到一些慰藉,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海洋药物开发的里程碑。

FDA批准的第一类海洋药物—阿拉伯糖苷衍生物

由海洋阿拉伯糖苷衍生得到的抗癌药物阿糖胞苷(ARA-C)和抗病毒药物阿糖腺苷(ALA-A)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最先批准的海洋药物,分别于1969年和1976年获批。如今,阿糖胞苷仍在使用,主要用于急性白血病,同时对恶性淋巴瘤、肺癌、消化道癌、头颈部癌也有一定疗效。阿糖腺苷虽然已经在美国和欧盟不在使用,但很多研究人员将其作为一种前体药物分子一直在进行新型抗病毒药物开发。

第一个直接来源于海洋天然产物的海洋药物—ω-芋螺毒素

直到2004年FDA才批准了首个直接来源于海洋天然产物(未进行衍生修饰)的海洋药物,即镇痛多肽药物ω-芋螺毒素。研究显示,ω-芋螺毒素可以阻断疼痛通路的N-型Ca2离子通道,是目前惟一已知的N-型Ca2离子通道高选择性阻断剂,作为镇痛药物的优点是无耐药性与成瘾性。研究人员指出,由于ω-芋螺毒素能作用于多种类型的钙离子通道,并具有严格的生物活性特异性而受到神经生物学家的重视,同时,新的研究显示ω-芋螺毒素在特异诊断试剂和新药研制开发方面具有巨大的应用前景。

第一个来自海洋的抗癌药物—Trabectedin

Trabectedin(Ecteinascidin 743, Yondelis)做为第一个由FDA批准的直接来源于海洋的抗癌药物,其开发过程颇为曲折。

早在1969年,研究人员就从加勒比海鞘中得到具有抗肿瘤活性的乙醇粗提物。但受限于当时的条件,其具体分子组成并未被成功鉴定。直到1990年,伊利诺伊大学的KL Rinehart实验室成功从加勒比海鞘中分离得到六种海鞘素,其中含量最高的就是曲贝替定(结构式见图一)。但由于总体含量非常(0.0001%),一吨海鞘中仅能得到1g,虽然活性测试该分子巨大的开发潜力,却苦于来源,其药物开发进程一直受限于来源不足。

经过药物开发人员的努力,该药物终于在2007年成功被欧洲药品管理局(EMA)批准用于晚期软组织肉瘤,后又于2009年批准与脂质体阿霉素联合用于铂敏感性卵巢癌的治疗。并与2015年成功通过了FDA批准上市。

此外,出了直接来源于海洋的药物,通过海洋天然产物改构也可以获得很好的抗癌药物,比如FDA2010年批准的Eisai制药公司旗下的抗癌药物甲磺酸艾日布林(eribulin mesylate),是由海洋天然产物halichondrin B衍生合成而来。

来自海洋的抗体偶联(ADC)药物—Brentuximab vedotin

Brentuximab vedotin是FDA批准的一个新型海洋药物,该药物属于抗体偶联药物(ADC),是由Seattle Genetics公司开发。Brentuximab vedotin最初在2011年获得FDA批准用于治疗霍奇金淋巴瘤,继而在2015年通过了EMA批准。2017年,FDA又批准该药物用于治疗霍杰金淋巴瘤(HL)和系统性间变性大(一种罕见淋巴瘤)。此外,2018年三月,FDA又进一步批准该药物用于先前未经治疗的III期或Ⅳ期霍奇金淋巴瘤(CHL)患者。可谓一步一个台阶,给海洋来源新药开发树立了一大标杆。

小结

长期以来,受限于海洋资源开发能力有限,价值很多活性海洋天然产物含量极低,造成海洋药物开发速度缓慢。但如今,随着人类海洋开发能力的提升,以及全合成、半合成等合成技术的提高,这些海洋药物开发之前的瓶颈正在逐渐被突破,海洋药物的开发进程在不断加速,世界各国强势进军海洋药物开发的趋势也已经"势不可挡",在很多国家上升到了战略层面。

       四、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意见

国办发〔2018〕8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是药品供应保障体系的基础,是医疗卫生领域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新一轮医改以来,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建立和实施,对健全药品供应保障体系、保障群众基本用药、减轻患者用药负担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还存在不完全适应临床基本用药需求、缺乏使用激励机制、仿制品种与原研品种质量疗效存在差距、保障供应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为贯彻落实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和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部署要求,进一步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经国务院同意,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强化基本药物“突出基本、防治必需、保障供应、优先使用、保证质量、降低负担”的功能定位,从基本药物的遴选、生产、流通、使用、支付、监测等环节完善政策,全面带动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建设,着力保障药品安全有效、价格合理、供应充分,缓解“看病贵”问题。促进上下级医疗机构用药衔接,助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推动医药产业转型升级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二、动态调整优化目录

(一)适应基本医疗卫生需求。以满足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为导向,根据我国疾病谱和用药特点,充分考虑现阶段基本国情和保障能力,坚持科学、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以诊疗规范、临床诊疗指南和专家共识为依据,中西药并重,遴选适当数量的基本药物品种,满足常见病、慢性病、应急抢救等主要临床需求,兼顾儿童等特殊人群和公共卫生防治用药需求。强化循证决策,突出药品临床价值;规范剂型规格,能口服不肌注,能肌注不输液。支持中医药事业发展,鼓励医药行业研发创新。

(二)完善目录调整管理机制。优化基本药物目录遴选调整程序,综合药品临床应用实践、药品标准变化、药品新上市情况等因素,对基本药物目录定期评估、动态调整,调整周期原则上不超过3年。对新审批上市、疗效较已上市药品有显著改善且价格合理的药品,可适时启动调入程序。坚持调入和调出并重,优先调入有效性和安全性证据明确、成本效益比显著的药品品种;重点调出已退市的,发生严重不良反应较多、经评估不宜再作为基本药物的,以及有风险效益比或成本效益比更优的品种替代的药品。原则上各地不增补药品,少数民族地区可增补少量民族药。

三、切实保障生产供应

(三)提高有效供给能力。把实施基本药物制度作为完善医药产业政策和行业发展规划的重要内容,鼓励企业技术进步和技术改造,推动优势企业建设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的生产质量体系,增强基本药物生产供应能力。开展生产企业现状调查,对于临床必需、用量小或交易价格偏低、企业生产动力不足等因素造成市场供应易短缺的基本药物,可由政府搭建平台,通过市场撮合确定合理采购价格、定点生产、统一配送、纳入储备等措施保证供应。

(四)完善采购配送机制。充分考虑药品的特殊商品属性,发挥政府和市场两方面作用,坚持集中采购方向,落实药品分类采购,引导形成合理价格。做好上下级医疗机构用药衔接,推进市(县)域内公立医疗机构集中带量采购,推动降药价,规范基本药物采购的品种、剂型、规格,满足群众需求。鼓励肿瘤等专科医院开展跨区域联合采购。生产企业作为保障基本药物供应配送的第一责任人,应当切实履行合同,尤其要保障偏远、交通不便地区的药品配送。因企业原因造成用药短缺,企业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并由相关部门和单位及时列入失信记录。医保经办机构应当按照协议约定及时向医疗机构拨付医保资金。医疗机构应当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及时结算货款;对拖延货款的,要给予通报批评,并责令限期整改。

(五)加强短缺预警应对。建立健全全国短缺药品监测预警系统,加强药品研发、生产、流通、使用等多源信息采集,加快实现各级医疗机构短缺药品信息网络直报,跟踪监测原料药货源、企业库存和市场交易行为等情况,综合研判潜在短缺因素和趋势,尽早发现短缺风险,针对不同短缺原因分类应对。对垄断原料市场和推高药价导致药品短缺,涉嫌构成垄断协议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依法开展反垄断调查,加大惩处力度。将军队所需短缺药品纳入国家短缺药品应急保障体系,通过军民融合的方式,建立短缺急需药品军地协调联动机制,保障部队急需短缺和应急作战储备药材供应。

四、全面配备优先使用

(六)加强配备使用管理。坚持基本药物主导地位,强化医疗机构基本药物使用管理,以省为单位明确公立医疗机构基本药物使用比例,不断提高医疗机构基本药物使用量。公立医疗机构根据功能定位和诊疗范围,合理配备基本药物,保障临床基本用药需求。药品集中采购平台和医疗机构信息系统应对基本药物进行标注,提示医疗机构优先采购、医生优先使用。将基本药物使用情况作为处方点评的重点内容,对无正当理由不首选基本药物的予以通报。对医师、药师和管理人员加大基本药物制度和基本药物临床应用指南、处方集培训力度,提高基本药物合理使用和管理水平。鼓励其他医疗机构配备使用基本药物。

(七)建立优先使用激励机制。医疗机构科学设置临床科室基本药物使用指标,并纳入考核。将基本药物使用情况与基层实施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金的拨付挂钩。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建立健全医保经办机构与医疗机构间“结余留用、合理超支分担”的激励和风险分担机制。通过制定药品医保支付标准等方式,引导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合理诊疗、合理用药。

(八)实施临床使用监测。依托现有资源建立健全国家、省两级药品使用监测平台以及国家、省、地市、县四级监测网络体系,重点监测医疗机构基本药物的配备品种、使用数量、采购价格、供应配送等信息,以及处方用药是否符合诊疗规范。开展以基本药物为重点的药品临床综合评价,指导临床安全合理用药。加强部门间信息互联互通,对基本药物从原料供应到生产、流通、使用、价格、报销等实行全过程动态监测。

五、降低群众药费负担

(九)逐步提高实际保障水平。完善医保支付政策,对于基本药物目录内的治疗性药品,医保部门在调整医保目录时,按程序将符合条件的优先纳入目录范围或调整甲乙分类。对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和抗艾滋病、结核病、寄生虫病等重大公共卫生防治的基本药物,加大政府投入,降低群众用药负担。

(十)探索降低患者负担的有效方式。鼓励地方将基本药物制度与分级诊疗、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慢性病健康管理等有机结合,在高血压、糖尿病、严重精神障碍等慢性病管理中,在保证药效前提下优先使用基本药物,最大程度减少患者药费支出,增强群众获得感。

六、提升质量安全水平

(十一)强化质量安全监管。对基本药物实施全品种覆盖抽检,向社会及时公布抽检结果。鼓励企业开展药品上市后再评价。加强基本药物不良反应监测,强化药品安全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加强对基本药物生产环节的监督检查,督促企业依法合规生产,保证质量。

(十二)推进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对通过一致性评价的药品品种,按程序优先纳入基本药物目录。对已纳入基本药物目录的仿制药,鼓励企业开展一致性评价,未通过一致性评价的基本药物品种,逐步调出目录。鼓励医疗机构优先采购和使用通过一致性评价、价格适宜的基本药物。

七、强化组织保障

(十三)加强组织领导。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是党中央、国务院在卫生健康领域作出的重要部署,各级政府要落实领导责任、保障责任、管理责任、监督责任,将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施情况纳入政府绩效考核体系,确保取得实效。各相关部门要细化政策措施,健全长效机制,加强协作配合,形成工作合力。

(十四)加强督导评估。建立健全基本药物制度实施督导评估制度,充分发挥第三方评估作用,强化结果运用,根据督导评估结果及时完善基本药物制度相关政策。鼓励地方结合实际,重点围绕保障基本药物供应和优先使用、降低群众负担等方面,探索有效做法和模式,及时总结推广。

(十五)加强宣传引导。通过电视、广播、报刊、网络新媒体等多种渠道,充分宣传基本药物制度的目标定位、重要意义和政策措施。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加强政策解读,妥善回应社会关切,合理引导社会预期,营造基本药物制度实施的良好社会氛围。

      国务院办公厅           

        2018年9月13日